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将士用帆布舟渡过怒江发起反攻。（受访者供图）
2004年，余戈前往腾冲、龙陵、松山考察滇西会战战场遗址，并沿着滇缅公路一路来到国门畹町。滇西战场保留之完好令他深感震撼，“松山上满是战壕，腾冲城的英国领事馆、文庙弹痕密布，你甚至可以抠出镶嵌在弹坑里的弹片。”他回忆，“这让人有一种穿越感，好像能触手可及你写的那些文字。”
余戈曾在《军营文化天地》杂志担任多年的主编，收藏了大量抗战旧物。而滇缅战场在抗战史研究中相对比较冷门，公众对这段历史认知不多，它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战场”。
这次经历激起余戈的写作热情，此后的十余年中，他先后完成滇西抗战三部曲、《惠通桥之战》等多部著作，即将出版的《大战场——敌后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则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战役。
余戈把他的研究方式总结为“微观战史”，强调历史微观层面的记述。这不仅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文献，更需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采访当地的研究者与亲历者，“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再是资料拼接，而是更具现场感、方位感。”这样的研究方法改变了过去“宜粗不宜细”的战史研究路数，“我们的发现，为过去已经形成定论的表述又提供了很多补充，甚至校订了以前一些不准确的说法，让史实像素提高了好几个等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此之际，余戈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
南方周末：能否为读者描述一下滇西会战的概貌？
余戈：史迪威（注：约瑟夫·史迪威，美军将领，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在1942年第一次缅甸失利、退到印度以后，马上燃起重新要打回去的念头，所以他在构想反攻作战的时候，就是x部队（中国驻印军）和y部队（中国远征军），一起在滇缅两线反攻。一直到1943年年底才开始定案，形成了后来滇缅反攻的大计划。
云南远征军沿着滇缅公路退回来，因为惠通桥阻击战的成功，保住了以怒江为界的滇西的半壁山河，云南远征军退回怒江的东边去，日军则占领了怒江以西的土地。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准备反攻，最重要的就是得到美援的物资，用美式武器和美国人的训练方法进行整训。
与此同时，在印度组建的驻印军条件更优越，能获得非常充分的物质保证，另外基本上是完全美式化的装备和训练。而远征军的武器装备是通过驼峰运过来的——驼峰一条小小的空中航线，支撑了咱们整个国家的运转，当时国民政府的钞票法币，都是从美国印刷了以后运到印度，再用驼峰航线运过来。驼峰航线上的每一滴油，每一样东西，都要精打细算，留给远征军部队的也就很少了。
1944年5月份，滇西远征军开始滇西反攻，这个时候驻印军已经在缅北反攻几个月了。最初是以右路，即翻过高黎贡山以后进攻腾冲，后来演化为两路，即在下游的松山、龙陵方向全线反攻。
但是战争很快陷入了僵局，主要是天时和地利都不利。开始反攻的时候是个雨季，连月不开，天天都是雨，部队受困，空中支援也跟不上了。地理上，滇西正好是横断山脉，怒江峡谷非常深，高黎贡山又非常陡，所以滇西反攻拖得很长。打腾冲127天，松山是95天，龙陵的时间更长，从6月初一直打到了11月初。
南方周末：花了半年的时间，滇西会战还是赢了。
余戈：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一共有15场“玉碎”，松山和腾冲是其中的2场，其他的13场都是美国人打的，而且特点都是在海岛上，日本人认为在孤岛上“玉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退路，再加上断了援助。但是陆地上怎么会有“玉碎”？所以这又凸显了松山和腾冲的独特性，这也是日本人不能释怀的战事。对滇西这两场仗，他们不得不承认失败，但是又极其不甘心。
滇缅公路。（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对滇西之战有一个总结，这几乎是抗战中唯一的进攻型且获得胜利的战役，其他战役基本上都是防守型的战役？
余戈：1944年，咱们的东线和西线战场形成了强烈反差，东线在日军的“一号作战”下溃不成军，基本上从河南一直到广西，一路都是在溃败。我们之前3次长沙保卫战都保住了，结果到了“一号作战”的时候，长沙很快就丢了。后来战事很快发展到了广西、广东，而且日军居然沿着岔路一直打到了贵州，打到了独山。这是当时东线战场极其不堪的一幕。
但是我们在滇缅战场上表现不错。过去大家对滇缅战场的评价不高，因为总认为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帮别人打，我觉得这个观念需要修正。首先，1942年开辟缅甸战场就不是去帮人，而是去保卫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是抗战的输血管和支撑点，而对英国来讲，缅甸殖民地是远远低于印度的。我们滇西丢失的这块国土，我算了一下面积，介乎海南省和北京市之间，是很大的区域，所以滇西反攻首先是收复失土，西线战场还是我们自己的。
而且选择滇缅战场实际上也是别无选择，因为咱们所有的外援都在印度，可以依赖的物力都在这儿，为了这个物力才把那么多的优秀人力资源调到云南来整训的，在这儿形成了庞大的中央武装集团，所以就近打仗了。
所以它地理上虽然偏，但是我们在认知上不能偏，因为它就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武力中心所在。有人说，为什么不能救援东线？从驼峰航线运过来的物资当时主要是放在昆明和重庆，如果再往东线调，相当于你拎着一个漏水的壶跑路，漏掉的东西都是浪费。仅仅用那点剩余物力，就是给到东线的部队也挽救不了那个局面。
南方周末：滇西会战写完了之后，你今年在写的新书是《大战场——敌后抗战田野调查笔记》。一般的通行说法是叫做敌后战场，你给它命名为“大战场”，为什么？
余戈：一是空间意义上的地域广阔，二是内涵上的大。这个战场就像一个陷阱，日军看似攻无不克，但是攻完了以后，留下的地方你守不住，你只能占据点线，控制不了面。我们共产党渗透了大块的土地，一整套斗争手段就建立起来了。一个是政权建设，在政治上把所有的人心全部稳住了，伴随的是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让所有人都成为抗战的一员。作为后盾的叫主力团，然后是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群众组织、妇女组织，到儿童团组织，每一个成员都是为这场持久战服务的，而且意志、精神永远不会松懈。
这样，就不再是日军找一个对手在战场上打这么简单，你的生存你全得依赖、受制于这个特殊战场，粮食补给得靠当地征发，只要不配合，你吃都吃不上；你一有动态，情报很快就传出去了。冀东八路军打很多伏击战，每一次都是从咱们群众里获得的情报，特别准，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兵法上说的“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到根据地建设完成以后，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中国来讲只是时间问题。
日军为此确实陷入了困境。就拿冀东根据地来说，一度认为敌强我弱、守不住，八路军主力撤回了平西。冀东的日军力量极其强大，制造了潘家峪惨案、潘家戴庄惨案，极其残酷。但冀东不但恢复巩固了根据地，而且我认为这支队伍是最能打的一支八路军部队，抗战胜利以后又出关去接收东北。
冀东八路军部队主力团就三个，但是为什么能生存？就因为政治上、武装建设和军事上有一套组织，所有的老百姓几乎都是战争机器中的组成部分。在冀东地区发生了潘家峪惨案，基本上一个村子被屠杀了，还有一个叫潘家戴庄惨案，每次日军屠杀都是上千人规模的，最终你把冀东人吓倒了吗？还是没有，在山东根据地也是如此。日军最后是无可奈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确实是铜墙铁壁，民不畏死。在敌后战场，毛泽东一开始就说这场仗肯定不是很短时间能赢的，但是咱们确实是有办法的。所以他1938年春天当时放下所有工作，用了8天9夜，赶紧写出《论持久战》，就是要迅速把这个理念渗透到敌后的每一个军民，要坚定这种信念：我们现在是吃不掉他（日军），但是我们有办法去跟他耗下去，让他绝对吃不下我们。只不过战争胜利的结尾来得快，日本的战争之弦突然绷断了。
敌后战场确实没打过太大的仗，但是战争不是纯军事的斗争，不是你派一个连我派一个连，我把你打败了，你就得认输，不是这么回事。战争一旦变成国族之间的战争，日本想用一支军队消灭一个民族，消灭一个体量比你大得多的国家，在历史上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939年11月6日，八路军战士正在向黄土岭行军。（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所以抗战中蕴含了很关键的主题，就是共产党崛起跟抗战是同步的。我们做过一部纪录片叫《白宫密档》，其中有来自美国人的诧异：在这场战争中，本来弱小的共产党怎么突然就变得巨大？
余戈：对，八路军改编的时候才几万部队，结果到了1945年召开七大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就有91万正规军，220万民兵了。我觉得特别应和《孙子兵法》说的，“胜军先胜而后求战，败军先战而后求胜”，前者说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后者是日军的典型写照。所以《论持久战》是很了不起的著作。八路军指战员们最初都希望集中起来打硬仗，像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夜袭阳明堡，是配合国民党军打大仗，虽然山西忻口没守住，太原也丢了，但是八路军在侧翼打的这些仗还都是有缴获有战果，而且让全国老百姓感到振奋，提高了八路军的声誉，所以八路军指战员希望集中兵力打仗，不愿意分兵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
但是毛泽东当时深邃地看到了，我们就这点儿力量，像平型关这样的仗，一次消耗你六七百将士，很快就完了。你从长征走下来才多少人，这些人全部都是种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干部用，还能这样去消耗吗？
那时候的华北占领区到处都是燃着火，因为一个民族在遭遇侵略的时候，一定有民间自发抵抗的，华北、山东都是这样的，这时候亟待有一支很强的政治、军事力量来组织和领导。共产党主要是派来了干部，领导和组织当时自发形成的这些抵抗力量，而且把这些民间抗日领袖推到突出位置，逐渐靠一套特别强的组织办法，最后确实掌握力量，成为自己的武装。
东北军的团长吕正操就是一个典型，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回不了家乡，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在冀中地区自发抵抗，八路军来联络，迅速一拍即合，创建了冀中根据地。回民支队马本斋也是一个典型，因为这块土地上一直有自发的抵抗，民众需要有人来组织，共产党就是利用民心士气，所以迅速地在整个华北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南方周末：关于滇西之战的这几本书，你命名叫“微观战史”，和其他战史研究相比，微观战史的研究和写作有些什么不一样？
余戈：微观战史是在写《松山战役笔记》后记时，我突然想到的概念。当时我看了美国的、日本的大量战史以后，发现它们在细处的“像素”非常高，而我们的战史作品一旦往下写，就看不到微观的记述。最终大家看到的东西，就是你抄我、我抄你，只不过是各自兑水多少的区别，很不过瘾的。
那时候我看了写欧洲战场的《最长的一日》，才写了一天的事，而且诺曼底海滩还不如滇西反攻期间怒江的宽度。为什么他写一天的事能支撑起那么厚的叙事，而且写得毫毛毕现？作者好像是在诺曼底海滩上装了1万个摄像头，全景全息。
他想调某一个场景的时候，他能有不止一个镜头所写，比如说他写到从天而降的伞兵，他会采访这个伞兵。这个兵从天而降过程中掉到了法国人后院，女主人就很惊慌地看到自家后院里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个降落伞。这么一个小细节，都有两个机位，所以他有一种像上帝般的全知，我就觉得这个才应该是战史要抵达的境界。
咱们应该做到什么程度？一个叫写出全景，也就是说全覆盖，让每一个区域都能呈现，而有别于以前“以点带面”。这个过程你可以稍微写得略一点，比如说战前决策部署过程可以略写，但是这个过程得留下来。战事具体展开的过程则要比较清晰地记录下来。到我开始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中、日、美、英，甚至泰国的材料都可以看到。我们再尽可能地从官方战史记录到口述史，从资料室到图书馆搜寻保存的历史资料，那里有大量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短篇回忆。这个工作太海量了，而且没有目录，需要自己去揣测、去寻找。
通过这个手段大量地找历史碎片，尽可能要全部囊括。都收集到了以后，再讲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得很细，还可以用不同的记录来印证，这样就可以实现微观的战史叙事。所有这些实践，都使得后来有了“微观战史”的概念。
余戈，1968年7月出生于陕西，致力于微观战史的研究和写作。（资料图）
南方周末：我们对抗战史的了解，逻辑上应该是全民皆知的，但实际上大家所知甚少。而共产党在敌后抗战这一片的很多故事，大家很多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剧了解的，真正通过读书来完成这种认知的实际上不多，这是为什么？
余戈：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修史宜粗不宜细”这个提法。研究战史还是应该细，因为大家现在有这个需求。到了今天，一个是科技昌明，再一个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追根问底，人们认知能力强了，只有内心完全接受了他才会信服。所以历史叙事太粗线条了，就会让大家感到遗憾。我觉得图书在这一块应该有所作为。
公众经常批评“横店抗战”或者“抗日神剧”，为什么？影视剧的主创人员才接触题材几天，就敢去写战史。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优秀影视作品，像《兄弟连》《硫磺岛来信》《血战钢锯岭》，背后都有强大的历史顾问团队，他们的战争题材影视创作都很严谨地贴合史实，绝对不会把这个事交给几个纯搞编剧的人来做。
国外战争电影都讲究写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写意的路子，到现在大家对战争影视剧的历史顾问到底应该干什么也没有基本定位，这些人应该实际上是起把关作用。优秀战史作品应该成为战争题材影视的基础文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最大程度减少胡编乱造。如果说要拍滇缅抗战，我就不太担心了，因为已经有基础文本在那里了。读者认知程度提高了，会有个参照，你要是胡编乱造，你自己看着办。那些拍出“抗日神剧”的，多半是一时半会找不来资料，只好胡乱发挥。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战史做到微观层面，提供比较高像素的、能还原完整过程的文本，这样呈现出来的东西不至于太离谱。
公众一般会迷信某某将领的口述、官方记述，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一般不可能写得那么细，有些细节也可能是失真的。比如我们一直认为阿部规秀是驻蒙军的司令官，其实驻蒙军的司令官叫冈部直三郎，阿部规秀是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类似这些细节，日军到底什么结构什么编制，到底有多少武器装备，这个现在都是可以通过知识共享平台获得准确信息的，完全是解密开放的，谁都可以查询。
但是抗战敌后战场有个先天难点，因为毕竟是在各个根据地分散的游击战，当时缺少像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文书制度，后者在一场大仗打完了以后，会留下很多战斗总结、战斗详报；而八路军、新四军打了很多仗，但没有留下多少正规的文字记录，有一些分散在当地的地方志里，还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然后和日方的记录在一起比对，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是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还可以再继续挖下去，这本《大战场》只写了其中的一二十个战斗，再拉出几倍的题目清单来做，仍然还是可以。抗日战争被湮没掉的精彩史实事实很多，有待继续把它都挖掘呈现出来。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向阳 邢伊扬 南方周末记者 陈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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