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我军部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是中华民族军事史上的奇迹，是人民军队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这一运动，是从驻守延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始的。
1937年8月底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按照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将会师陕北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中旬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仍沿用八路军番号）开赴抗日前线。同时，从各部队抽调部分兵力与地方武装编在一起，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驻延安，肩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任务。
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军饷由国民政府统一拨发。当然，供给标准非常低：伙食费，每个指战员每天五分菜钱，一斤半毛粮；津贴费，战士每月一元，最高级的长官，如南京政府任命的八路军总司令员朱德、副总司令员彭德怀等，每月五元。至于办公费用，一个连队每个月只几块钱。按当时的物价，官兵的伙食费，“每天要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要买到柴火、油、盐，就买不到蔬菜”。战士的津贴，连必需的日用品如牙刷、手巾、袜子等，也难以购备。但就这样的标准，由于日军把持交通要道，运输困难，更主要的是国民党顽固派从中作梗，故意克扣、拖欠，从开始就没有按期、如数发给过。留守兵团从成立那天起，就面临着严峻的供给困难。
在这方面，给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38年春节前到部队检查工作的一次见闻。
那一天，他到陇东地区部队视察，住在由王维舟、甘渭汉、耿飚领导的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时至隆冬，这里不仅缺少御寒的柴、炭，被子破烂，每天两餐还吃不饱。清晨起来他循着哨声来到一个连队的操场，眼前的情景更令人心酸：披着雪花出操的队伍里，官兵们有的只穿一件棉上衣，有的只穿了一条开了花的棉裤。另有十几个人，有战士也有干部，则全身都是夹衣。还有五六个战士几乎是赤着脚站在雪地里。部队粮食紧张、被装不足，萧劲光是清楚的，但他没有料到竟至这种地步。他问起团里领导，团长张才千说，服装缺口很大。不少连队几个战士共用一条毛毯。有些战士的子弹带破了，子弹就放在挎包里。绑腿、挎包烂了，没法补。这个月都过去三天了，粮食还没到。这些天，后勤部门的同志天天在外边跑，我们在想办法。
回到机关当天，萧劲光连夜召集参谋长曹里怀、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等兵团领导开会，研究解决办法。他心情沉重地介绍了亲眼所见的情况后说，天这样冷，被装是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如实在没其他办法，就从机关抽、从干部中抽，有棉衣又有棉大衣的先拿出一件。宁缺机关，不能缺战斗部队。大家一致赞成萧劲光的意见。莫文骅提出，这种情况不是一个连、一个团，也不是仅此一次。这次解决了，下一次怎么办？要有个长期打算。萧劲光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等不行，我們自己必须想办法。上一次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就讲过，要多想想困难，往后经济上的问题、供给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毛主席考虑得远，我们要跟上。
毛泽东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8年春节后，兵团机关组织人对部队装备和生活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通过这次调查，进一步发现了军需、军备供应方面存在的问题—七七〇团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有的营团甚至比这还要严重。但同时也发现，官兵们没有坐等，有些单位已开始自行想办法克服困难。有的团、营开了磨坊，自己加工毛粮，既多出了面粉又不浪费麸皮；有的单位自己做豆腐、生豆芽，不但改善了生活，还节约了伙食费；有的连队还利用驻地的条件，自己养猪、种菜。一天晚饭后，萧劲光陪同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时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对部队的这些做法，要给予鼓励，要注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部队供给困难会越来越大。我们部队必须学会搞生产，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把生产、学习与战斗结合起来，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
7月初，留守兵团党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开党委扩大会，组织各部队军政首长集中研究了开展农副业生产问题。会后，留守兵团和后方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报指示。
电报提出，留守兵团各部队在完成战斗、警备任务的同时，必须执行下列工作：
（一）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利来改善部队生活；（二）大量种植各种蔬菜，不但要能立即自给自足，且能储藏一部分过冬；（三）开设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四）9月底之前，做到全部战士能打草鞋。除现用之外，每人要存一双以上，并尽量发动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11月底做到全部自给，并存一双以上；（五）在节省之伙食内，抽出存洋一部，收买羊毛、驼毛，分给各班战士，织成毛袜手套、毛鞋等，保证10月底每人各样完成一双。如能自打毛背心、毛衣裤则更好；（六）提倡战士自己缝补破衣、自上袜底；（七）对事务人员，加紧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电报指示发出后，受到了官兵的热烈欢迎。许多团、旅接到电报当天，就召开党委会，讨论贯彻执行办法。各单位普遍召开军人大会，进行动员教育。有的团在贯彻电报指示过程中，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还互相提出条件，展开竞赛。原本有基础的单位，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原先尚未开始的，迅疾部署上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花样繁多的生产活动便在留守兵团各部队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转眼半年过去，留守兵团部队多数单位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一些单位不仅粮、菜问题，御寒的鞋袜、衣物基本解决，有的方面还有盈余。庆阳地区的部队，由于自己养了羊、猪，每周可以吃到两餐肉食。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军备方面，如皮带、挎包、裹腿、子弹带等，也得到了补充。
留守兵团部队供给问题的改善，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但由于边区地瘠民贫征粮困难，又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中央机关、学校，边区政府各部门的粮食供应也日趋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出开展“屯田军垦”建议，毛泽东非常赞成。1938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等人找去，商谈机关、学校开展生产的问题。
待大家坐定，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意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个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们只能按照第三种办法干。毛泽东笑笑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接下来，他强调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我们来一个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决心，发展生产，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今年留守兵团抓了一下，现在看完全有可能。接着，让萧劲光介绍了留守兵团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的情况。
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创刊号上集中讲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问题。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严肃地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高到认识的高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杂志全文刊载了萧劲光的署名文章《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文章分四个大问题：一、生产运动的提出；二、半年来的生产运动；三、开展今后生产运动的意见；四、结论。文章有事例、有统计数字，有心得感受，洋洋万言。《结论》中这样写道：
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在今天还是一个尝试。虽然它在工作的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成绩，但这只可说是初步基础的建立。我们希望其能够迅速地、更大地发展起来。这对于我们在长期的抗战中，将有着极大的作用。同时我们希望全国各友军加以考虑或尝试，使生产运动能在全国各抗日部队中广泛地开展起来，使它能成为发展国防生产事业上的一支有力的洪流，以保证战时军队中有源源不绝的物质供应。
敌人占领武汉、广州后，兵力的不足与兵力的分散，和国内矛盾日深，物力财力的困难等等的弱点，将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但另一方面，目前敌人是还有力量向我们进攻，企图再夺取我们某些城市。抗日战争还需要有长期的苦斗，新的困难还待我们去克服。我们要发扬十七个月来坚忍不拔、英勇抗战的精神，同时并应开展抗日部队中的生产运动，使每一个国防战线上的抗日战士，成为集体劳动中的英雄，增上一批新的生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的部队造成为工农商学兵大集合的部队，我们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随着《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出版发行，毛主席的发刊词、萧劲光的文章、开展生产运动，成了1939年春节前后延安党政军各界议论的中心话题。
同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又采取了一个空前的大举措：召开边区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延安城内的军民与来自边区各县的各界代表数千人，齐聚延安城北门外广场。毛泽东亲自出席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动员。
毛泽东说，今天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義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204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作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此次大会影响极大。会后，冰雪尚未完全消尽，大生产运动便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垦荒种地的、举办手工作坊的、开展各种经营的，都行动起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边区十唱》《兄妹开荒》等歌舞节目，是当时生活现实的真实反映。
生产动员大会后，随着机关和学校大生产运动的迅疾兴起，留守兵团各部队通过总结经验、互相学习，生产运动也更加活跃。通过半年多的努力，部队和机关都有不小收益。为了发展这一大好形势，194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抗日战争已进入更艰苦的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要求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各部队依不同环境和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非战斗机关是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此后，部队生产经营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限于农副业生产，不少营、团还集中人力物力开办纺线织布、食品加工等手工工厂和作坊，搞运输业、商业等。在朱德的亲自勘查、建议下，留守兵团还统一组织力量在定边开发盐田晒盐，通过食盐贸易解决经费困难。在部队带动影响下，边区政府办了自给工业，机关学校乃至群众生产活动也更活跃、规模更大。由是，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农副业生产，发展成为整个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成绩最突出的是王震任旅长的第三五九旅。
三五九旅原属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建制，战斗在晋西北抗日前线。随着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侵扰日趋加重，为加强边区防务，保障中共中央的安全，于1939年秋奉命调回边区绥德一带。这时，国民党政府已开始停止发饷，原来时有的海外华侨、国内抗日团体的捐助，也被顽固派封锁断绝，部队的供给完全靠自己生产，边区的经济生活更加困难。三五九旅调回边区不久，就在绥德一带开展了生产运动，着手解决自身经济困难。在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赶走了顽固派、反共“磨擦专家”何绍南，并巩固了河防之后，三五九旅即于1941年3月至翌年8月，分三批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生活。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区，是延安县的一个乡。这里有纵横100多里的荒山野岭，土质肥沃，适于开垦。同时，南泥湾又是延安的南大门，距离延安不足百里。其东南方向的茶坊镇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占领的洛川连接，顽军在那里驻扎着一个军部和一个师的部队。南泥湾是顽军进犯延安的必经之路。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既可以开荒种地，又有利于履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使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后，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从解决交通、食宿入手，在这里扎下来。部队没住处，便在村边、河边露营；进入冬季，衣被单薄、天气寒冷，围着篝火过夜；没有粮食，自己去百里外背，没有菜吃，挖野菜；没有农具，又无钱买，自己千方百计制造。官兵们凭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克服一切困难，披荆斩棘、开荒种地。当年就开荒种地1.12万亩，收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79.5％，经费自给78.5％。此后，他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广开经营渠道，收入不断增加，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红旗。1941年底，萧劲光在军政干部会上发出号召，要求留守兵团各部队以三五九旅为榜样，在完成战斗守备、学习训练任务的基础上，扩大生产，为保卫、建设边区，支援前线作贡献。《解放日报》也于1942年9月9日发表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向各抗日根据地推广了三五九旅的经验。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指战员在延安南泥湾开荒
响应兵团党委、党中央的号召，留守兵团部队很快形成学习三五九旅的热潮。驻守陇东的第三八五旅七七〇团，是学习活动中涌现的一个先进典型。第七七〇团地处反磨擦斗争的第一线，斗争形势复杂，加之驻地附近土地少，最初的生产自给活动只是在小范围内开展，开骡马店、摆杂货摊、办小作坊等。留守兵团发出学习三五九旅的指示后，三八五旅党委当即决定：开发大风川，垦荒屯田。
大风川位于陇东华池县境内。这里草深林密，人烟稀少，常有虎狼出没，十分荒凉。初到之时，部队没有房住、没有粮吃，缺少开荒的工具。没地方住，官兵们就在荒山野岭上搭临时住棚、修补废弃的破旧窑洞；没有开荒的工具，就利用捡来的废铁和敌人的炮弹片打造锄头、镰刀；没有饭吃，就吃野菜、草根。经过官兵们一年多披星戴月的奋斗，荒地上种了粮、菜，植了树，大风川变成了“米粮川”，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军需供给问题。
大生产运动全面展开后，中央、军委首长也都在百忙中参加开荒生产。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了一块地，利用工作间隙种菜。朱德与警卫人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多地，种了白菜、萝卜、西红柿、南瓜、冬瓜等十多种蔬菜。周恩来、任弼时、萧劲光等人，每人有一架部队自制的手摇纺车。一有空闲，他们就像家庭妇女一样盘腿打坐纺线纺纱。一次，部队机关组织的纺线比赛，身高体壮、粗手大脚的萧劲光取得了第一名。周恩来高兴地跑到比赛现场，看了萧劲光纺的线果然不错，笑道：“看不出，咱萧司令还真有功夫！”萧劲光故作正经地说：“不知道吧，祖传手艺呢！”
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站立者左四）等参观延安机关干部纺线
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始终都高度重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1942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及时分析总结了延安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和经验。翌年初，中共中央又发文按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对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提出具体要求。在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规模日趋宏大，成果丰硕：到1943年，留守兵团开荒达20万亩，收获细粮465万公斤，蔬菜1650万公斤，织布1.3万多匹，养猪1万多头。初步建立起较稳固的公营经济基础，粮食可基本自给。突出的单位，如三五九旅则全部自给。到1944年，三五九旅不仅实现粮食和日用品全部自给，而且达到“耕一余一”开始向边区政府上交粮食。最令人鼓舞的是，土地瘠薄、雨水稀少的陕北高原还生产出了只有江南才出产的稻米。部队和边区机关许多单位不仅完全能够生活自给，而且有盈余、积累，支援前线。与此同时，三五九旅官兵在开发南泥湾过程中创造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被人們赞为“南泥湾精神”，成为教育鼓舞边区乃至全军指战员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诗人贺敬之和作曲家马可有感而发，共同创作了民歌《南泥湾》：“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歌曲一经发表，数日之间唱红了边区，很快传遍各抗日根据地。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带动鼓舞下，1943年、1944年，大生产运动逐步发展为各根据地的普遍运动。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各根据地大多数部队做到粮食自给一个半月到三个月，蔬菜基本自给。山东、华中根据地军民，通过自己动手，“劳力与武力结合”，不仅保障了部队供给，“丰衣足食”，还有了部分贮备，官兵衣食、装备有了切实保障。
1942年，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图为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1943年秋天，毛泽东视察了南泥湾。他在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陪同下，先是看了山川里茁壮旺盛的庄稼、蔬菜，满山遍野成群的牛羊，又到旅部驻地金盆湾参观了新盖的房子、新开的窑洞和自己制作的桌椅，及一应俱全的办公用具，接下来又听取了旅副政委王恩茂的汇报。毛泽东很高兴，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力更生为主”，这一大生产运动的宝贵精神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针。